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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流而上:武汉大学的乐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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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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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院-冰研 发表于 2018-8-20 15:2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战期间,李约瑟在访华中发现,“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 说的是迁移到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
在那个金瓯残破的年代,青春的热血与豆剖瓜分的现实时常碰撞,但是,即使大地陆沉,也一定要浇开自己的花。
此文同样献给在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迹若转蓬的其它西迁师生——联大、浙大、同济、东大,等等——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种意在言外的暗示。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心中顿时生出一些长久的感动。照片上,一艘轮船正在前行,船舷边,两个年轻女子凭栏远眺。她们短发旗袍,面容优雅、沉静,像是在作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然而,真相却很残酷:她们是遭逢战乱的学生。为了继续求学,不得不和学校一起,迁往遥远的异地。
80年后,顺着岷江的流向,我向南穿越了花团锦簇的眉嘉平原,前往三江汇流的那座古老城市——那也是两个年轻女子当年将要去往的地方:乐山。
身为四川人,乐山我自然去过多次。不过,这次却迥异于从前。这次,我是为了寻找那些远逝的足迹。汽车音响里,反复播放着一首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歌曲——当年,包括两个年轻女子在内的那些学生,他们都无比熟悉这慷慨而激越的旋律,那是他们时代的最强音: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兴亡。
听吧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沦丧。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
我们要拼死疆场,
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目的地:乐山
1943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在他简陋的办公室里,会见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送客人出门时,摄影师为他和教务长朱光潜、理学院代院长叶峤拍了一张合影。站在三人中间的王星拱神色严峻,略带忧郁。五十多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如果仔细对比十年前他刚从王世杰手里接任校长时的另一张照片,更叫人惊悸于光阴的疾速与韶华之易逝。
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乐山岁月无疑是王星拱记忆中最深刻最恒久的。
王星拱是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同乡。早年,他留学英国,习化学。学成归国后,与陈独秀过从甚密,并为陈主持的《新青年》撰稿。五四期间,在他和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得以逃脱北洋军阀的抓捕。其后,王星拱投身教育。1938年,武大即将离开武汉时,王星拱已担任校长四载有余,至于他服务于武大的时间,更是已有十年之久。
落址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其前身为清末名臣张之洞于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自强之名,源于“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逮其后,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最终定名国立武汉大学。那一年,王星拱受蔡元培之邀,前往武大执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日益彰显。敌强我弱,用空间换时间成为决策者的主要思路。因而,史无前例的西迁已是必然。比如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在日记里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地处中国腹地的武汉,自1937年南京沦陷后,也成为一座随时可能易手的危城。为此,刚刚在珞珈之麓、东湖之滨落成新校舍的武大也不得不把西迁提上议事日程。
当整个国家最富饶最繁荣的东部、北部都向西部迁移时,如同浙大、清华、北大、南开、同济等大学一样,武大的主要去处无非也是西南的云、贵、川三省。
由王星拱牵头,武大成立了迁校委员会,杨端六任委员长。多次派员实地考察后,武大决定迁往四川乐山。至于为何选择乐山,王星拱在给上级的呈文里总结了六条:
一、该处尚无专科以上学校之设立;
二、地处成都之南,叙府之偏西。水陆交通,均称便利;
三、生物矿物,产蓄丰富,可资研究,以备开发;
四、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五、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通用;
六、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之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记忆中,刘保熙的童年就是在战争带来的动荡中度过的。1928年,他出生于上海。4年后,迫于日本轰炸,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父亲只好带着家小溯流而上,到武汉大学任教。在那里,他的父母一口气为他拜了4对干爹干妈——阅读相关资料,我发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常有让儿女拜自己的朋友为干爹干妈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抱团取暖,毋宁说是共同的三观让他们乐于易子而教。
然而,武汉生活5年后,刘保熙9岁时,他的父母再一次带着他离开已经视为家园的珞珈山。这一次,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小城乐山。很多年过去了,刘保熙还记得9岁时的那次远行。那是一只上水轮船,速度很慢。船过三峡,两岸秀丽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旅客,他们纷纷跑到甲板上照相,以致船只歪斜,急得船长马上广播:“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站到一边,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武汉到乐山,今天的公路大约1200公里,开车也就十多个小时。如果是飞机,则不超过两小时。但是,80年前,飞机还是罕物;即便公路,也是东一段西一截,完全不成体系。因此,从武汉到乐山,最主要的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溯长江抵宜宾,之后,折向北行,逆岷江而达乐山。
这不仅是一条逆流之路,同时也是一条需要穿越夔门天险的艰辛之路,还是一条时时可能遭遇日机轰炸的危险之路。81岁那年,著名传记文学家、教育家朱东润先生开始撰写回忆录。梳理漫长一生时,朱东润对1938年奔赴乐山的经历记忆犹新。
1937年暑假,执教于武大的朱东润回到老家江苏泰兴,其时,他已是7个孩子的父亲。原本,他不打算再回武大,而是留在家乡。但变化比计划还快:日军突然占领了邻近县城,泰兴也随时可能沦陷。之前打算聘他的家乡学校,此时极可能爽约。进退失据之际,他接到了武大从乐山打来的电报,要求他1939年1月15日前赶到学校。
朱东润和妻子商议后,决定留下妻儿老小,独自前往几千里外的乐山。接到电报那天,是1938年12月2日。表面看,他有一个多月时间用来赶这段路,似乎非常充足。但几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加之半个中国已陷入战火,他的旅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朱东润匆匆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坐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又坐船西南行至越南海防,在海防弃舟登岸,坐火车到河口,再从河口回到国内,直达昆明。在昆明,坐了三天汽车赶到贵阳。在贵阳,已经很难买到车票,他只好搭乘装汽油的货车前往重庆。路过娄山关时,风雪交加,路滑难行,汽车差点滑进深谷。心有余悸的朱东润抵重庆时,已是1939年1月8日。
那时候,重庆有通往乐山的班车,但朱东润一打听,车票只有下月和再下月才有。也就是说,朱东润根本没法按学校要求1月15日前赶到乐山。
焦急的朱东润在重庆街头乱逛,偶然看到一家民航公司,他信步去打听,得到的消息让他喜出望外:民航公司拟开通重庆到乐山的水上飞机,定于当月11日开行第一班。不过,票价贵得离谱:120元。12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朱东润到乐山时,在一家饭店包伙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12元。以此推算,12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两万。
朱东润花费巨款买了一张机票。11日和12日,重庆大雾弥漫,无法起飞。直到13日下午一点,距校方的期限只有两天时,朱东润终于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乐山街头。
2004年,就像暮年的朱东润回首往事一样,80岁的齐邦媛也在海峡对岸检点她的一生。在回忆录《巨流河》的开篇,这位老人写下了沉痛的一句:“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窃以为,这所谓二十世纪的巨大悲伤,大江大海的黍离之悲固然深藏其中;另一种悲伤,则与她早年的求学生涯不无关系。那就是追随西迁的武大。
齐邦媛一直深深地记得1943年8月底的那个中午,一家人从重庆出发,坐船前往乐山。是时,天降暴雨,父亲的长衫全湿透了,从头发往鞋上流淌成一条水柱。更要命的是,破旧的船上,拂晓醒来时,母亲身下流着血,一岁半的妹妹却不见了踪影。与此相类的是另一位武大西迁者的记忆:船过三峡时,武大一位职员的孩子掉进江中,尽管母亲悲哭长嚎,但没人敢停下来救那个可怜的孩子。
武大学生乘船西迁途中。(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宜宾停靠一夜后,齐邦媛一家换乘更小的船只,逆岷江而行。老太太在回忆录里写道:“正是八月秋汛的时候,江水暴涨激流汹涌,好几次船不进反而稍退,旅客们有人惊呼。我倚在船舷,自以为无人看见,又流下思家之泪,久久不止。”
武大西迁始于1938年3月10日,到6月下旬,全校师生计1200余人抵达乐山。西迁的师生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分批乘船入川,对其中经济特别困难者,由校方补助15元。学校分别在宜昌、重庆等地设多个办事处以资接应。
实话说,与浙大四迁的万里长征相比,武大西迁由于路途短,准备充分,相对要轻松一些。不过,尽管如此,其艰辛依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运力不足,一票难求。有些师生为了一张船票,竟然等了两个多月才拿到手;其次,西迁途中,两度遭到日机轰炸,仪器、文件损失惨重,幸无人员伤亡;其三,入川的船只舱小人多,又值春夏,疾病盛行,不少师生染疴在身。
溯流而上的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预示着这些青年、这所学校和这个时代正在与命运艰难抗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他们和他们的时代,其实已经无路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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