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有一种生命奋斗不止、一路向前、势在领先;有一种情怀心忧天下、经世济民、敢于担当;有一种精神乐于奉献、砥砺创新、脚踏实地;有一种思想朴实无华、至真至善、鲲鹏万里。邓子新,他的生命、他的情怀、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比他的事业更精彩。 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心系湖北,梦圆湖北,邓子新对湖北的深情和担当,深深地融入在他的人生追求之中。学习科学,热爱科学,研究科学,引领科学,邓子新对生物的痴情和笃行,切切地注入在他的家国情怀之中。 乐山乐水是故乡,感恩念情是名师。如果不是湖北的山水孕育了邓子新丰富的智慧和灵性,滚滚出国潮中他为何要逆势而上回到祖国的怀抱,将个人的才华、学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是家乡的恩情给予了他厚重的文化和情感,功成名就的他为何要舍近求远接受湖北的召唤,出任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将个人的价值、大爱奉献给故土和老乡? 邓子新的家国情怀,散而外发为“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肃然起敬,更是无限感慨和无形感染。 归国:逆势而上彰显胸怀 邓子新，1957年出生于湖北房县城关镇。1977年邓子新考上了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到了省会武汉,走进大学,邓子新就作好了勤奋苦学的准备。在大学里读书四年,国家的助学金只够他生活,武汉房县,千里迢迢,为省火车票钱,他寒暑假常常不回家,到十堰火车站当装缷工,搬运木头,赚些工钱买书和衣服。1982年大学毕业,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校工作。那时实验室的条件很差,连一根针都要自己到街上买,常保笑容和积极乐观态度的邓子新在做好实验和功课的同时,包揽了实验室所有的跑腿活。他的真诚和勤奋赢得了陈华癸、周启教授的认可,并最终促成了他去英国深造的机会。 1984年,邓子新被推荐到英国约翰·因纳斯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戴维·霍普伍德教授。接触世界顶尖科学前沿,邓子新如饥似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从没轻易给自己放过一天假,用3年时间顺利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的两级跳,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 1988年5月,邓子新在别人蜂拥出国的季节,义无反顾地携同妻子回到祖国。当时国外的科研条件要好得多,很多人对他的选择不理解,邓子新都一笑置之。进入大学时,他已经有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勤学兴邦。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重,名利为轻”的人生信条激励着他,“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抱石沉江的屈原感动着他。“如果学到的知识不能把它带回国用于祖国发展,我就有一种负疚感。家乡土地上农民父兄长满老茧的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想到家乡的农民们过得十分辛苦,想到生我养我的土地,那份责任感让我学成后无法留在国外。” 科研：蓄势而待咬定方向 邓子新回国时,导师戴维·霍普伍德对他说:“邓,你是个做基础科学研究的料,要坚持。”这句话给了邓子新莫大的鼓舞与支持。1984年,在英国读博士学位的邓子新在做细菌DNA的电泳实验时,注意到在同一块电泳凝胶上,有些细菌的DNA发生了降解,而另一些则没有。这是一个谜,这个谜从此萦绕在邓子新的脑海中。在英国时,邓子新的国家月助学金是158英镑,他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用省下的钱和国家给留学生的免税指标买了当时很奢侈的冰箱,带回国内用来搞科研存放试剂。当时武汉许多试剂买不到,邓子新就自己跑到北京上海购买。试剂怕高温,邓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车长商量,把试剂放到餐车的冰箱里保存。在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万元的青年科学基金后,他用这5万元开始起步,进行他的解谜研究。其间,不知道有多少个理由可以放弃,但他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持。 1997年,DNA降解之谜研究有了进展,他们分离出相关基因,第一次得到DNA上可能存在“硫修饰”的旁证。但当时还没有遗传学、生物化学,尤其是没有化学分析的最终数据,国际国内仍不认可。国内做不成的实验,邓子新就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1990到1999年,他每年都到英国约翰·因纳斯中心做一些关键的实验,先把思路想好,到那儿后就拼命地做3个月,再赶回国内做一些,把国内国外的实验连续起来。 2003年,他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点项目,然而答辩没通过,认可的程度仍很低。但基金委认为这是个有潜力的项目,以基金委生命科学部主任基金的名义给了30万元资助。这种在非共识情况下得到的经费,无疑是对邓子新挑战常规的一种支持与鼓励,令他非常激动。 2004年,邓子新的团队在实验中证实了细菌DNA分子中硫元素的存在,2005年论文《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在权威科学杂志发表,国际上第一次正式认可这个成果。2005年,国内将这一成果评为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07年硫修饰的精细化学结构得以阐明,这一成果被评为“全球十大科学新闻”。 2005年,邓子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年他48岁。回忆这些年的科研历程,邓子新莞尔一笑说:“我很享受这个发现的过程,失败有时候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要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有敢于把冷门捂热的勇气、执著和毅力。”在科研攻关的同时,邓子新团队开展了提高抗生素药物产量和创新药物的研究,提高了很多重要微生物药物的产率,获得了数十个新抗衍生物,申请了20余项发明专利,这些成果标志着邓子新团队转变自然微生物中被动筛选抗生素新药物的传统模式,迈出主动高产、创新微生物药物的第一步。 兴院：顺势而为统筹全局 2009年底,武汉东湖高新区继中关村之后,成为第2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是湖北的现实需要,邓子新在受邀考察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九峰基地的时候欣然接受了有关省领导的诚挚邀请,担任了以武汉大学为牵头单位的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李健更力邀邓子新担任武汉大学正在蓬勃发展的药学院的院长。2010年之前武汉大学药学院人少院小,学科基础较弱、科研资金欠缺。三年多时间,药学院引进人才20多名,连续两年科研经费翻番,建成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增三个学科硕士点,获批两个硕士授权点,各项工作突飞猛进。 药学院的整合主要是人才的引进和梯队的形成。邓子新一到,新一批高层次人才又开始云集。从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归来的孙宇辉说,祖国生物科学事业的欣欣向荣和恩师邓子新的殷切期待对自己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自己毅然放弃了即将获得的“绿卡”,来武汉大学拼搏出一片天地。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刘天罡、就职于哈佛大学的博士后陈实、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王连荣等,也追寻老师一起来武汉,分别从事生物燃料、神经药物方面的研究。许多以前未曾相识的“海归”们也纷至沓来,形成一个朝气蓬勃、踌躇满志、只争朝夕的科研队伍。大学之大关键在人才,这些人才在药学院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都成了实验室的骨干,深厚的教育和学术积累让邓子新在武汉大学药学院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恰逢其时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更进一步,就是要让在海外各有各的专长的学者们,形成合力了。实验室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或共识,不论谁申请到科研经费,都要拿出一部分来贡献给团队的共同运转,也作为新引进同事们的科研启动资金,暂时还未申请到经费的教师们的科研工作也可以不间断地在团队顺利开展。从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孙宇辉是第一个响应邓子新召唤归国的学者,邓子新“一句话他就回来了”,并且立即在药学院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建设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尽管在归国学者中他年龄稍大,但他的细心和协调能力使实验室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实验室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来成为实验室主任的孙宇辉说。实验室运转不久,大家就共同凝练出“博学精问、同舟共进”的“室训”来支配实验室创新精神和团队文化的发展。此后不久,陈实成为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刘天罡、王连荣、瞿旭东先后成为“第一、二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这是一个快乐工作的团队。“我们有冲劲,有活力,却难免急躁,邓老师像慈父一样,包容着大家的个性,也包容着我们的失败。”王连荣说。 内部的和谐也为药学院的国际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教育部和外专局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包括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等20多名专家学者都与药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药学院的名誉教授、讲座教授或访问教授,开始与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平台对外辐射和桥梁的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还带动了药学院其它领域的整体发展。骨子里的壮志凌云、血液里的进取基因,让邓子新自始至终有着一颗引领潮流的“心脏”。如何担当起融入世界又服务地方的大任,肩负起科技创新“顶天立地”的大责?邓子新用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成效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胸怀全局的邓子新,总是站在全国的高度上,善于把小局与大局相联系,把小势与大势相结合,把自已的优势与大局走势相统筹。国际和国内相联系,上海和武汉相结合,产业和院校相统筹,集崛起之势,聚腾飞之志,形成了相互交融上下联动的一盘活棋。 在武汉大学,有一种生命奋斗不止、一路向前、势在领先;有一种情怀心忧天下、经世济民、敢于担当;有一种精神乐于奉献、砥砺创新、脚踏实地;有一种思想朴实无华、至真至善、鲲鹏万里。邓子新,他的生命、他的情怀、他的精神、他的思想比他的事业更精彩。 http://elite.youth.cn/gnb/201311/t20131108_4171292.htm （稿件来源：《中华儿女》杂志2013年第21期 本网编辑：吴江龙） |
